积极有为 治理贫困需要政府积极有为(图)

  “有信心的话,一个穷国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,当然还要有合适的战略、政策和发展方向。”这是日前在广州召开的“发展与贫困:中国和世界经验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,与会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。

  1978年底,中国有78%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,人均GDP低于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/3,但也是从这年开始,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,连续38年,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.6%,有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,对世界的减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 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发言中表示,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。“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来拓宽优势,这样他的技术创新速度、产业升级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,而且风险小,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更快,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有13个经济体包括中国,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。”林毅夫说。

  从中国这样一个40年的转型过程来看,林毅夫认为,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的,首先一个是信心。“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,也曾经长期陷在贫困线当中,对中国来讲,思路决定出路,思路对了,就很可能把整个发展的面貌改变。”

  怎样才能有这种信心?林毅夫举了日本的例子,“在亚洲国家里,日本是最早工业现代化的国家,日本的成功表明亚洲国家也可以工业化,也可以现代化,亚洲四小龙也让中国大陆找到了发展的可借鉴之处,而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,也能给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。过去可能数几个世纪都举步维艰,但现在有新的技术和想法,就可以实现腾飞。”

  “我们要将自己的发展和新的优势进行匹配,要创造一些新的条件。我想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可以做到这些,如果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,哪怕这个成功不是特别大,你也可以以此积累信心,可以让这种积极效应达到外展性。当然,国家的能力至关重要。”林毅夫说。

  不过,其中有几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循的,林毅夫认为,一是经济发展。劳动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,技术要创新,产业要升级,但必须遵循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。只有符合比较优势,才能形成竞争优势。二是渐进的方式。比如,基础设施,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要改,但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全都改好。“这时就需要务实,通过渐进的方式,一步一步地发展,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,任何发展中国家,应该都有可能取得几十年的每年8%到10%的增长,摆脱贫困。”林毅夫指出。

  有了信心,也离不开战略、政策和发展方向。在林毅夫看来,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一个方法是给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,“你要让他们通过双手去劳动,有一个体面的工作,否则他们会觉得未来没有希望。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,要更多的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。”

  “一直以来,人们都在关注开发援助是否有用?部分研究表明,政0府的开发援助是有作用的,但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摆脱不了贫困的问题,发达国家已经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3万亿美元的援助,但发展中国家还是面临贫困的影响。”林毅夫说,官方开发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却没办法找到真正的瓶颈所在。现在有这么多的官方援助,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做法。比如,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、人权、教育质量等,这些都是可取的。但是它们能够给穷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吗?关键还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行。那么,全球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推手,你可以通过全球化的新技术,又有足够的市场能够去推动。所以,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,可以通过创造就业的机会来解决贫困的问题。

  “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国家能力的问题,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问题。”论坛上,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、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,从社会治理层面对解决贫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

  郑永年说,如果比较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,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中央政府,还是比较有能力达到一些共识的。“扶贫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,如果大家有条件到中国的很多地方去看看,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全国性的扶贫运动,中国的很多方式在很多外国朋友看来会比较羡慕,但是很难学得来。比如,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,地方官员承担着扶贫的责任,必须帮助穷人脱贫,这已经成为政绩考核的一部分;又如,一个富裕省份要帮助一个穷的省份脱贫,或者一个富的县要帮助一个穷的县去脱贫。这是中国很好的经验,但是很难复制。”

  “中国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,还没有实现像欧洲那样的福利社会程度,但社会必须得到保护,如果穷人太多就会出现问题。我想,扶贫就是一种达到基本社会公平的战略。”郑永年说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命运共同体”的概念,虽然主要指的是国际社会,但是也可以应用到国内的社会内部各群体中。如果社会内部有些阶层太富,有些阶层太穷,很难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。如果有些国家很富,有些国家很穷,我想这个社会肯定也是不平衡的。

  郑永年认为,如果通过扶贫的方式,能够解决一个基本的社会公平问题,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。“因为现在的收入差异,已经超越了很多社会阶层难以接受的程度,如果没有有效的方式来反贫困,将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。当然,这个贫困并不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,也是很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。发达国家在以前的反贫困过程中,积累了很多经验,中国也正在践行。”

  但是,从现实情况来看,扶贫援助特别是政府开发援助,目前正在不断缩小,反对援助的声音也很多。在论坛上,来自伦敦大学Mark McQuinn教授提出,对贫困国家的援助,还是有其必要的意义的。

  “从官方定义来说,我们有25%的官方援助应该以资助的形式给予,也就是说不需要还。再看看援助是怎么分配的?它不是简单地给你。研究发现,在我们的一些教育援助里,过了5年,大概只有40%的援助资金才被使用,所以我们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,要更加有效率才行。”Mark McQuinn在发言中说。

  那么,援助还重不重要?

  “29个OECD国家一共提供的资金是1310亿元,就算你减掉三分之一,明年资金的量还是非常大的。还有慈善机构,他们花的钱还是挺多的,比如,比尔盖茨基金会去年整个慈善基金达到403亿美元,比美国政府还多。另外,还有海外的一些其他离散人员,他们也会从居住的国家把钱以援助的形式,给到自己原来的援助国。中国也是一样,现在很多的援助,都是这样实现的,让海外生活的一些国民把这些钱寄回来,帮助我们减贫,帮助企业发展。这会给社会效益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。”Mark McQuinn认为,目前,援助本身处于一个拐点之上,“我们要更多地使用中国的模式,更多地采取中国的研究。”

  此外,随着全球化的推进,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机会的同时,也带来了很多问题,由于开放市场使得这些人一方面必须要跟国际竞争,另一方面,国内的体制又对他们不利,所以,贫困现象非常严重。

  对此,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在发言中指出,开放经济促进资金流动不一定使得贫困更糟糕,关键取决于是不是能够更多地带来就业,把劳动密集型的商业与就业联系在一起,国际的就业也可能会解决未来的贫困问题。“因为,我们未来需要上百万人脱贫,技术的手段、公营和私营的合作、人工智能、贸易自由化、新投资等,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,通过它们来帮助我们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赤贫现象,它们甚至可以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,这个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。”